稀饭的故事

         1935年2月8日,是大年初六,中共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湘赣红军独立第三、五团,转移到安福武功山下的观音形村。穷追不舍的国民党第七十七师四六零团又向我红军“追剿”而来。敌强我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率部向人迹罕至的武功山纵深地转移。
    国民党第七十七师和江西保安十团,驻扎在武功山周围大小村镇,进行严密封锁。他们依靠当地的豪绅地主,成立“铲共义勇队”,强迫山里群众移民并村,把群众统统赶到大村庄集体住宿,实行五家或十家“联保联座”,叫嚷“一家通匪,十家同罪”,“凡通匪、济匪、窝匪者一律格杀勿论”。凶残的保安队、义勇队常化装进山侦探,见人就抓,见房就烧,手段极其歹毒,妄图切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达到困死、饿死游击队的目的。
    2月的武功山区,春寒料峭,进入深山的红军游击队,不但天天要与“搜剿”的敌人兜圈子,而且面临食物严重短缺,受到饥寒死神的威胁。许多坚强的红军战士,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枪口,却被饥寒吞噬了生命。战士们个个面黄肌瘦,长发披肩,胡须满脸。当时,只有37岁的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更加显得苍老:脸又黄又瘦,双眼深陷,脸上道道皱纹,头发已有几寸长,穿一身补丁迭补丁的农家对襟小褂。尽管斗争形势极其严酷,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仍然洋溢着这支疲惫不堪的游击队。当时有的战士即景生情,写出了豪迈而风趣的诗句:
    盖着云雾天,铺着白雪地。
    裤带紧再紧,不怕饿死鬼。
    吃着野草根,滋润赤红心。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谭余保看着面前一张张干瘦的脸膛,心中翻腾起不平静的波涛。2月下旬,他亲自派出几对游击队战士下山去找党员和基本群众买米买盐,至今没有一对回山。原来,该死的敌人十分狡猾,常常化装成红军游击队敲群众的门,难辨真假的群众往往受骗上当,被敌人弄得家破人亡。等到我们的人下山去买米,被国民党烧杀怕了的群众不敢开门接头,加上米盐十分紧缺,一块银元连半斤盐都买不到。因此买米买盐的任务十分艰巨,下山的游击队员还常被敌人捕杀。
    3月上旬的一天,谭余保又派出两名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下山。临出发,他对彭渤和刘全反复叮嘱:   “任务艰巨,要加倍小心,高度警惕,注意安全!”
    “谭主席,不完成任务就不活着回来见你!”彭渤和刘全知道谭余保再三叮咛的份量,已作好牺牲的精神准备。
    “不!一定要活着回来,同志们等着你们的胜利!”谭余保动情地鼓励他们战胜艰险,并告诉下一个转移的地点,表示对下山的同志的信任。    
    彭渤和刘全接受任务后,趁天黑下山,于下半夜摸到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子。好不容易叫开了一户老乡的门,恰好是党员刘八元的家,机警的老刘经过细心盘问,弄清了彭渤的身份,便一一叫开他两个哥哥的门,凑足了两小袋大米和几两食盐,说:“真对不起,只有这些了。”
    我们代表谭主席和山上的红军战士感谢你呀!”彭渤抚摸着米袋深情地说。
    天快亮了,彭渤和刘全掮起米袋,马不停蹄地住回赶。为了躲开敌人的岗哨,两人尽绕山坡走,不顾   荆棘划破皮肉的疼痛。左转右转,也不知转了多少圈子。第二天天刚亮,彭渤才发现走迷了方向,还在敌人碉堡附近。两人商量,再走便会暴露,于是就在草丛中隐藏了一天。饿了,掏出一点生米充饥。等到天黑,才爬出草丛赶路。第二天黎明,他们终于找到游击队新转移的地点。
    一到“家”,战士们一个个握着他们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一张张蜡黄的脸上,笑成了花朵。谭余保迎上前,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好样的!不愧是游击队的好儿郎。”
    清晨,炊事员抬出一瓷盆满满的稀饭。热气腾腾的稀饭散发着诱人心脾的芳香,战士们每人分食一小瓷缸;眼看盆子里的稀饭见底了,战士们说:“司务长,还不赶快给谭主席装一碗!”
司务长刘别生用小碗盛了一碗稀饭,端过去给谭余保。三天没有吃上一颗米粒的谭余保把稀饭放下问:    “稀饭够吃吗?”
    “一瓷盆稀饭不够分配。”刘别生报告。
    “那就这样吧,凡是一线战斗人员和伤病员,每人先分一碗。我不算战斗人员,不能喝。”
    “谭主席,你瘦成这个样子,不喝点稀饭怎行呢?同志们也不会答应啊!”刘别生再三劝谭余保。
    “你告诉同志们,这是决定。”平时严肃有余的谭余保知道,这时多解释是没有用的。
    “是!”刘别生再也找不出更恰当的话来说服谭余保,心中只觉得红军游击队有这样的带头人,游击战争一定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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