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父子忧国爱民

        杨万里(1127—1206年),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黄桥  塘人,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和陆游同属北宗后期黄(庭坚)陈(师道)开创的“江西诗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他的诗语言自然活泼,想象丰富,构思新颖。他热爱人民,同情农夫,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农村生活方面的诗,一般人只知道杨万里是个大诗人,却不了解他还是个秉性刚直不阿,爱国忧民的仁人志士。
    淳熙十四年(1187年),杨万里为吏部郎中兼太子待读时,宰相王淮问他为相之道,万里答:“以人才为先。”王淮又问:“当今谁为人才?”万里即举朱熹、袁枢等六十人,王淮次第擢用之。他荐举人才并非一时冲动,更非为私利,而是长期观察并有记录的。他袖中常藏一小本,每遇贤人善事随录之,后人称他那个小本为《淳熙荐士录》。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即位召见万里。他与光宗虽有君臣之恩,师生之情,但仍不改他那坚持真理,刚直敢言的作风。就在接见不久,万里毫不客气一连上了三道奏折,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要做到“一曰勤,二曰俭,三曰断,四曰亲君子,五曰奖直言”。
    杨万里出身清寒,为官后,仍始终保持俭苦的家风。《鹤森玉露》记载,万里为京官时,他估计好由京城(杭州)回家乡吉水的盘缠,然把把这笔钱装入一箱内,锁置卧室。随时准备被罢官回乡。他常告诫家人不许敛财添物,敛财易枉法,添物多累赘。
    杨万里一生不畏权奸。宁宗时,韩佗胄当宰相,专权霸道,不可一世。投机钻营者卖身投靠唯恐不及。那时韩佗胄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盖起了华丽的住宅——南园,他托人去请在文坛上享有威誉的杨万里为南园作一篇记,并授意事成之后不会忘记给他好处。杨万里气愤地拒绝:“官可弃,记不作也”。世人赞他“脊梁如铁心为石”的“浩然之气,至刚至大”。晚年请退在家,宁宗多次诏命他复出,他誓不出仕,决不与权奸共事。当他在湴塘老家听到兵败消息,便不肯进食,在纸上书曰:“韩佗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唯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愤恨落笔而逝,终年八十岁。
    杨万里长子杨长儒(1157—1234年)。他从小受父严格的家教,父亲爱国抚民的品格和刚直不阿的骨气,给了杨长儒很大的影响。
    长儒年青时就进入仕途,任过多种地方和中央的官职,不管在何时何处为官,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你要做个好官!”为湖州太守时,敢于弹压权贵,为民撑腰;任福建安抚使时,面对当地的皇亲国戚强宗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敢于针锋相对,临危不惧,执法如山。他亲率役吏上门捉拿强宗,并厉声责问:“你是皇帝的亲威,我是朝廷的命官;你犯了皇帝、朝廷制定的法律,我今天就要按皇帝、朝廷的律法拿你问罪。”强宗见长儒铁面无私,只得屈服认罪。时过不久,宁宗召见大臣真德秀问:“当今廉吏是谁?”真答:“当今廉吏杨长儒也。”杨长儒和父亲一样,视金钱如粪土,为官一生,两袖清风,视民若父。他曾对人说:“士大夫爱一文,不值一文。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若能做到清廉,便可算得是七分人了。”他出任广东经略时,见百姓穷困,缴不起租税,就以自己的俸钱700万替百姓缴租。在他看来,自己的俸禄是百姓的血汗钱,应返还给百姓。他替百姓缴租一事,郡人有传赞曰:“两年枉了鬓霜华,照管南人没一褂,七百万缗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
    他在湖州任太宗时,因治绩卓著,宁宗皇帝要亲自赏他银钱,在召见他时问:“联要赏你钱。”长儒答:“臣下不要。”宁宗笑说:“不要钱是好官。”他在福建安抚使任上三年,归时,丝毫不动公家分毫。父亲逝世后,母亲罗夫人随他在官,仍不顾年迈,照样种麻,纺织,勤劳不辍。父亲建造的房子陈旧破烂,三代不曾修饰,长儒也不肯花钱修。但他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理宗绍正五年(1232年),庐陵一带闹灾荒,他为乡民上奏章力请郡府发放救灾粮,使吉州百姓顺利度过了灾荒,受到乡人的崇敬。这时,长儒已是有病在身,且生活贫困。绍正七年,长儒病逝时,连装殓的衣物都没有,是来探病的好友、广西安抚使赵季仁出钱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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