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拍案怀仁堂

        余秋里(1914—1999),吉安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历任红2军团团政委、八路军120师旅政委、第1野战军1军副政委。解放后任石油工业部部长、计委主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中顾委常委等职,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76年1月初,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权,接着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为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行动,使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一天,李富春召集工交几个部的负责人在中南海开会,谈生产和运动的形势。周恩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大家纷纷反映了经济战线上的严峻形势。冶金部负责人说:有的钢铁厂冶炼炉停火报废了。铁道部负责人说;已有14个铁路局32条线路不能畅通了。谭震林气愤地说:我在电话里跟陈伯达干了一场,质问他,为什么不准几百知渔船出海捕捞,停产闹革命?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喝西北风?
    每个人的发言都撞击着余秋里的心。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想到了大庆油田,想到了正处于艰难环境中的几万名职工,想到了为开发建设大庆油田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铁人”王进喜。
    余秋里痛心地说:在大庆,几万工人忍饥受冻,流血流汗在冰大雪地里打出一口口油井,竞被造反派强令停钻封井,他们还煽动工人成立战斗队,停产闹革命,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冲出各个部门,说大庆这面红旗是假的,是黑的,大庆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道路;他们说王进喜是铁杆保皇派,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余秋里越说越激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主持召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
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就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些人迫害老干部,破坏生产,冲击军队,对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指责。
余秋里听着大家义正言辞的发言,想到那么多老同志被残酷迫害,想到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拍案而起,对着陈伯达等人说:“现在就是有些人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来整老干部,你们文革小组可以看看嘛,全国被打死的有多少?被打残的有多少?被关起来的有多少?被逼得自杀的有多少?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专案组,简直就像法西斯。”他越说越气愤,用手拍着桌子说:“我对计委的造反派讲了,你们这样对待老干部,我就不检讨,连你们的会也不参加。”
    怀仁堂会议结束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立即跑到钓鱼台找江青密谋对策。他们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于当天深夜去向毛泽东告状。他们歪曲事实,挑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在谈到余秋里时说:“余秋里拍着桌子发言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检讨!”
    毛泽东听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歪曲事实的汇报以后,对一些老同志很不满意。2月18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一些老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余秋里听到传达以后,感到非常震惊、惶惑和不安。造反派怎么批斗他,他都无所畏惧,他自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相信毛主席是会理解他的。今天,毛主席表示了对他的不满,批评了他,情况就不同了,思想上感到压力很大。他自己问自己:难道我真的错了吗?难道对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进行残酷迫害是应该的吗?难道让工厂停产,让工人成立派别组织都去打派仗是对的吗?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发展,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人民的生活怎么办?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余秋里满脑子充满问号的时候,有一点他始终是自信的,明确的:我对党是忠诚的,对毛主席是热爱的,是坚决拥护的,党和毛主席总有一天是会了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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