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委员与井冈山

        曾有位拉美国家的司令官在参观井冈山后,意味深长地称赞:“井冈山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毛泽东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藏中国共产党之龙,卧工农革命军之虎。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在一起。”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只有潜入大海才能翻腾波涛;猛虎,不能呆在平阳,必须依靠山林才能威震峰峦。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藏龙卧虎”的井冈山,经历四个多月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8年5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 
    这段时期的形势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进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毛泽东多谋善断,正确选择井冈山作为深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并非他有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之异才和“锦囊妙计”,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对井冈山的政治、经济、地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优势:一是有大革命以来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二是有袁文才、王佐这批“绿林朋友”,三是有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四是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五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给养条件,六是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湘赣两省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确认井冈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发展革命的好地方。毛泽东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是在受到高压和处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当时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之后不去攻打长沙,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又走了样,说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只能当师长,不得任党代表等,毛泽东仍无所畏惧。他不灰心、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是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他在井冈山提出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准确地说,他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基石,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从而写下了马列主义的续篇----中国篇。 
1928年6月,正当边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杜修经的人,他说湘南的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代表省委,强行把红军拉往湘南去攻打郴州。毛泽东向他了解有关湘南工农群众的发动、地方武装的组织、敌军力量的布防等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连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怎能轻易出师呢?!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6月底在永新县城召开的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时候把队伍调往湘南,远离根据地,有可能造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危险。”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在井冈山开展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写报告建议省委重新考虑。 
    可是,省委代表不顾会议决定,不听军委的劝阻,乘毛泽东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将驻扎在酃县的两个主力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结果,两个团损失一半,边界各县全被敌军占领,被杀的人数和被烧的房屋不计其数,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毛泽东于8月底在桂东县召开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检查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指出“敌情不明”、“盛暑远征”、“脱离红色区域”、“单纯军事冒险”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1929年底,毛泽东在总结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自1920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来到井冈山后,反复研究一些古典军事典籍。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书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或是回到根据地“老家”,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尽管他过的是戎马倥偬的生活,依然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报。他给警卫排的战土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之后,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1928年5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毛泽东渴望许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见后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毛泽东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但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雄里出不来的人,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国情一点不懂的人完全不同,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对准靶子放箭”。
    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胆略和气魄坚决抵制湖南省委要红军冒进湘南的决定,就是由于对湘赣两省的敌军力量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比较。当时,常驻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个军,另外还有六个师,不仅数量多,且战斗力强。红军曾与湘敌吴尚第八军有过四次交锋,结果只伤其一小部分,敌主力毫无损失。江西敌人虽然也有三个军,而参加“会剿”井冈山的只有三个师。其中除独立师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全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军队。毛泽东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他面对这个现实,制定和实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政策。也就是说,对湖南敌军只能防守,不宜主攻;对江西敌军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红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与江西敌军较量多次,连战皆捷,累计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把江西敌军打得乱毫无还手的能力。 
    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对敌我力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井冈山的具体情况,以敏锐的政治跟光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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